大学的前两年，我过得像一根绷紧的弦。
我在上海读大一、大二，每周五下午坐火车回苏州，周日晚上再回去。韩奶奶说来回跑太累，让我别回了，我说不累。
我知道我为什么回。
因为那栋老宅里有电话，有张妈炖的汤，有后进院子里那台老唱机。因为韩雾每次打电话回来，都是打座机。
他很少打。
但每次打，我都能赶上。
后来张妈跟我说，那是他提前跟她约的时间。
“他每次都说，这个点，枝枝应该在。”
那些电话都很短。
他问我手好了没有，琴练得怎么样，课难不难。
我一一答了。
他问完了，就没话说了，听我在这边讲一些学校里的事，讲到一半，他那边有人叫他，他就说“我挂了”。
有一次，我问他：“你那边几点？”
“凌晨三点。”
“你还没睡？”
“刚开完会。”
我说：“那你睡吧。”
他说：“没事。”
那次我们聊了四十分钟。
那是我记忆里最长的一次通话。
他跟我讲伦敦的雨，讲他父母公司里那些勾心斗角的事，讲他有一次在酒会上端错了杯子，把红酒倒进了别人的香槟里。
他讲得很平淡，但我听得出来，那不是他的世界。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拉琴？”我问。
电话那头�...
[您的浏览器未开启 JavaScript，请点击加载完整內容...]